很多人都会发现,可能你在同一个家庭中,上至祖父祖母,下至你的孩子,每个人的生育观都完全不一样,可能老爷爷老奶奶觉得生越多越好,但是60后却是想生不敢生,90后觉得生一个刚好,生两个需要勇气,00后疑惑生这么多干嘛。总之,生多少、什么时候生、在哪里生都是一门学问,要是粗心大意生错了地方,连上学、买房都会成为困难事。
1950年,二战刚结束,全国各地人口因为战争失去了许多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国家极力鼓励生育、限制节育,以女子多生为荣,给生超过十个孩子的女性颁布“英雄妈妈”的称号,虽然那个时候经济极其落后,物资短缺,甚至到了要凭票取物的程度,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抚养七八个人口,但是展望未来都还觉得前景一片美好——因为祖国需要这些花朵。1957年开始,鼓励生育的想法有所改变,中国就开始有意识的控制人口增长,但见效甚微。
直到1982年之前,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尽管国家一直竭力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率却仅是有所放缓却居高不下。但是从农耕时代开始,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儿孙满堂”才是幸福的标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生很多孩子,古时候,等孩子过十四岁,便大多数能够分担家务了,只需辛苦十几年,还未到年老之时就能靠着儿孙颐养天年,酒肉不愁,孝子慈孙。这样的观念贯穿中国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多生多育的观点根深蒂固,短时间无法轻易被改变。
1982年,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采取强硬措施去限制人口生育数量,并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于是1980年到2010年的这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出生率急转直下,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
2015年开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断层,使国家开始注意到计划生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带来的问题,于是鼓励生育、全面二孩的政策正式实施,从这一年开始,国家开始制定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来挽回急转直下的人口增长率。
有的家庭渴望二孩的到来已久,几乎迫不及待地立即着手了二胎备孕事宜,全面二孩的实施客观上还是使出生率有所增长,但是广大投入职场的职业女性却有苦难言。
生孩子?房子买了吗?学校上得起吗?看病看得起吗?养车太贵,把车卖了养孩子吗?日益严峻的经济压力让所有年轻人都喘不过气,不仅女人恐婚恐孕,连男人都恐婚恐孕。
一系列鼓励职场女性生孩子、保护女性、保护女职工政策的出台却都未能有效解决女性因生育带来的男女就业歧视问题,这种情况到了高管上更是极其严重。
如果你是一位女性高管,试想什么样的企业会将重要的管理职位为你保留,等待你生育三个月归来呢?而且生育之后哺乳、教育孩子也需要许多的精力,何况“一孕傻三年”,回归以后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随传随到、随时加班、全力高效率地工作呢?这都是作为企业必须考虑的成本,哪怕选择一个能力不如这位女性的男性,也比选择即将生育的女性更加有利。而生育后的女性,要么因为家庭负担太重,无暇顾忌工作,要么好不容易摆脱家庭,就要被用人单位各种借口开除或者排异,最终,能够在短时间内重回岗位并且重回高管岗位的女性少之又少——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而现在老龄化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社会上劳动力严重断层和缺失,为了解决未来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计代价的鼓励现存的另一半劳动力回归家庭,加剧劳动力的缺失和断层,是否是一种拆东墙的行为呢?
只是急于求成的解决提高生育率却不注重提高教育质量,普遍的廉价劳动力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成本只会加剧社会压力,增加社会矛盾,况且人工智能兴起、工业时代高度发达的的现代社会,廉价劳动力只会越发廉价,与其抓破脑袋想怎么把恐婚群体、职场女性带回家庭,不如想想怎么解决适婚群体经济上的的压力,更加有效的保护女性的社会地位。